薪火相传守初心  学史增信担使命

——仙游一中部分革命校友简介（四）

红色基因，是信仰的种子，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制胜的密码；红色精神，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动力，是教育兴国的“根”与“魂”。 

悠悠蜚山，弦歌绵长。仙游一中走过近一百二十个春秋。悠久的历史，铸就了一中人勇往直前的信念；漫长的历程，涌现了一批为中国人民谋解放、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校友。

传承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纪念。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特推出10多位仙游一中革命校友事迹，缅怀革命校友、追寻先辈足迹，传承百年一中的厚重文化，凝聚奋进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永不变色、代代相传。

人物四：郑  珍

郑  珍（1900-1934），化名蔡三、郑纪，仙游县榜头下明村人。先就读仙游县立中学，后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参与领导东乡农民抗捐斗争被通缉，从而与王于洁、林步云等同志转移到莆田从事革命斗争，先后任中共莆田江口区委书记、江口游击队队长、中共莆田县委委员等职。1934年5月2日，在躲避国民党当局追捕途中病逝于莆田与福清交界的一座破庙中。

摘自《仙游革命史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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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珍

——为民抗捐税  破庙祭英魂

郑珍，字德贵，学名其安，化名蔡三、郑纪，1900年9月出生于仙游县榜头镇下明村一户农民家庭。他的父亲勤劳朴素，善于持家，家庭经济较宽裕；母亲是家庭妇女，勤快善良，很受乡亲邻里的赞扬。郑珍出生后不久，父亲积劳成疾，撇下少妻幼子，匆匆离开了人间。从此，郑珍的家境日趋困难，珍母只能携子投靠娘家度日。

郑珍舅舅的家在离郑家仅二里路紫洋村。舅舅的家境较好，他与郑珍的母亲感情深厚。舅舅非常同情郑珍母子的不幸遭遇，在精神上予以安慰，在经济上接济资助，千方百计为郑珍母子创造稳定的生活环境。

1909年，郑珍在舅舅的资助下进入紫洋达德小学读书。年少的郑珍知道读书生活来之不易，因此刻苦攻读，成绩优异。小学毕业后，他升入仙游县立中学就读。由于郑母的谆谆教导，加上自己勤奋努力，郑珍各科的学习成绩均在班上名列前茅。1921年秋，郑珍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立莆田第四师范学校。

在莆四师读书时，正是五四运动的新文化在莆田传播的时候，郑珍在老师及外地青年学生的指导下受到进步思潮的影响，开始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经常同进步学生郑豪、林金熙等一道评论国家大事，关心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1924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驻军相互勾结，加紧强征捐税，极力盘剥仙游人民。1月29日，县铺捐委员李正道带几名驻军士兵在榜头街上收捐。榜头街东胜号店主郑炳虽已缴过捐税，但因捐税单据被李骗走，李反以郑无税单为由，再次通知郑缴纳捐税。郑炳据理力争，却遭到士兵的毒打。正在这时，郑珍的同学林金熙、郑豪两人经过此地，路见不平，上前指责李正道。李恼羞成怒，命令士兵开枪，林金熙当场中弹身亡。郑豪见林金熙无辜遭残杀，奋不顾身上前责问，李等人又向郑豪开枪，郑应声而倒。接着士兵又连发数枪，两位青年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酿成著名的“榜头血案”。

“榜头血案”激起全县人民的公愤，人们纷纷怒斥北洋军惨无人道的暴行。正在莆田读书的郑珍惊悉后，立即赶回仙游，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他串联榜头坝下、东桥、洋尾等街道的商人，团结一致，立即行动起来，实行罢市，抗缴捐税；又组织群众和学生在榜头小学、坝下小学及溪头埔等地开追悼会，宣扬郑豪、林金熙的革命精神，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为了扩大声势，争取更多学生、商人和民众的支持，郑珍又组织学生们一方面印发《追悼林、郑二烈士纪念特刊》，另一方面邮寄给省内外各大、中专院校以及报刊杂志。一时间，“榜头惨案”在全国各地引起巨大反响，尤其是在福州、厦门、上海、北京等城市读书的仙游藉学生，纷纷通电声援，在外经商的仙游籍商人也积极行动，促进商界介入此案。学生、商人和村民们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指责驻军残杀无辜的罪行，要求当局严惩凶手。

在郑珍等人的积极推动和省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北洋军当局被迫答应惩处凶手，减少铺捐数额，并抽出田亩捐2000银元作为遇难者家属的抚恤金。

此次斗争的胜利，使郑珍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团结群众大胆地开展斗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此后，他同几个进步学生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接受革命的思想。

1924年夏，郑珍从莆四师毕业回仙游，先后在城关、榜头、坝下、竹庄等小学执教。他每到一地，总要联络、结识一些有志之士，成为知己。在坝下，他同王于洁、黄经芳、黄金秀、陈博等人经常聚集在一起，研究开展地下革命斗争的策略，同时还建立了仙游县东区学生联合会，同军阀和捐蠹进行斗争。

1927年夏，莆仙党组织的创始人陈国柱来到仙游。在黄经芳的帮助下，陈国柱深入榜头坝下地区，结识了王于洁、郑珍等进步青年。11月，陈国柱介绍王于洁加入党组织，不久王于洁又介绍郑珍加入党组织。随之，建立了中共仙游特别支部——东乡支部。从此，郑珍为党的事业，倾注了全部心血。

1928年初，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二步兵旅旅长林寿国勾结仙游县长黄裳元。采取强制手段逼迫农民种植鸦片。同年4月鸦片收成时节，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派王之纲任莆仙烟苗捐局局长。王不择手段加紧催捐。林寿国派副官陈恪三、军需官吴文柔坐镇仙游，专门负责抽捐分赃。与此同时，各村地主、土豪劣绅纷纷效法，任意提高三成税率，从中榨取中饱私囊。在多重盘剥下，仙游人民苦不堪言。为了解救农民群众，中共仙游县委决定以东区为中心，发起抗捐斗争，然后推动全县。

4月中旬，仙游县委领导王于洁与郑珍等人在东区召开抗捐筹备会，成立“烟苗捐清算委员会”，研究制定了斗争方案。会后，王于洁、郑珍等分头深入各村在广大农民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为抗捐斗争顺利进行奠定思想基础。

4月下旬的一天，东区象洋村逢节演戏，上千名群众云集在广场看戏。王于洁趁机登上戏台，对看戏的群众进行宣传发动，揭露军阀、政府敲诈农民群众的罪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烟苗苛捐，清算不法捐蠹。近千名农民经宣传鼓动之后，群情激奋，在王于洁、郑珍等人的带领下，如潮水般地涌向坝下，捣毁了坝下税所。接着农民群众举行示威大游行，拉开了仙游抗捐斗争的序幕。

5月4日，郑珍同黄金秀一道，根据东乡党支部的决议，率领抗捐群众拘拿了榜头烟苗捐局局长范志甫，给范戴上高帽游街示众，沿途由范自我介绍道：“我叫范志甫，民众叫我范老虎。我包捐包税为私利，危害百姓无天理，我该死，我该死，受这游街示众作恶多端该死！……”这个平时作威作福、称雄霸道的“范老虎”一下子变成了过街老鼠。

5月9日，郑珍又带领学生、民众提拿了榜头后厝村税狗青彪和官道村税狗陈坤生等人，给他们戴上高帽并绑在坝下小学校门前，让群众揭发其罪恶，然后将二人游街示众。东区群众性抗捐斗争形势的发展，吓得捐棍魂飞魄散，四处逃避。

东区农民群众反烟苗捐斗争取得胜利的喜讯很快传遍全县各地。于是，在仙游县委的领导下，西区、南区和北区的农民群众也揭竿而起，在全县迅速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抗捐运动浪潮，使国民党仙游县政府和军阀头子极为惊慌。为了镇压农民运动，林寿国连忙调兵遣将，于5月10日派副官陈恪三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到东区查缉惩办抗捐抗税的农民骨干，逮捕了青年教师黄金秀，并以“赤匪”的罪名将其投入监狱；5月11日，林寿国又下令将黄金秀秘密杀害，同时还四处张贴通缉令，要抓捕王于洁、郑珍、陈博等。

5月下旬，郑珍冒着生命危险又率领榜头小学的师生到榜头街税局捉拿捐蠹郑芳。不料郑芳闻讯潜逃，师生们愤怒地将税局抄砸，尔后又在街上游行、呼口号、散传单、贴标语，声讨国民党仙游县政府残杀黄金秀的暴行。此次行动，影响很大。捐棍们由于屡遭惩处，一听到郑珍的名字就不敢下乡收税，从而打乱了县政府的征税计划。为此，林寿国恼羞成怒，再次派兵追捕，并扬言：“抓到郑珍，就地行刑，得其头颇者，赏银元五百”。还勒令郑珍家属规劝其自动投案，减轻罪责，否则将祸及满门。在国民党反动当局及其军阀的淫威下，群众性的抗捐运动暂时被镇压了下去。

1928年6月，王于洁、郑珍辗转莆田，在广业山区与陈天章、王纪修等人取得了联系，在当地开展革命斗争。组织决定由王于洁任莆田游击队指导员，郑珍为游击队副队长。此后，为了扩大游击队的影响，刹住地方民团的嚣张气焰，陈天章、郑珍率领莆田游击队袭击了易祖应民团，拔掉了岐山民团据点，缴获了部分武器弹药，加强了游击队的武器装备。

1928年底，莆田县委改选，王于洁当选为县委书记，郑珍等人当选为县委委员。县委领导班子经过这次调整后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工作再现新的局面，各项革命活动迅速开展起来。

1929年上半年，驻莆仙两县的军阀头子林寿国加紧筹款抽捐，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莆田县委发动民众开展抗捐斗争，郑珍根据县委的指示，率领游击队从广业山区转移到县城附近。7月初，莆田城郊阔口桥头盐税局局长“荣升”，税局防卫松解，这给游击队一个很好的袭击机会。同月5日，郑珍率20多名富有战斗经验的游击队员，袭击了桥头税局，缴获枪10余支。这次行动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和农民群众抗捐斗争的信心，也震摄了国民党当局的嚣张气焰。

同年8月，莆田县委为了加强江口地区党的工作，派郑珍担任江口区委书记。江口地处福厦路的交通要道，国民党当局对这一带控制很严实，开展党组织的活动比较困难。郑珍为了迅速打开江口地区地下革命工作的局面，不顾个人安危，积极组织党员深入农村和沿海进行革命宣传，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在这期间，他常常单枪匹马进入村镇执行任务。他善于乔装打扮，有时身着长衫，头戴礼帽，像个文弱书生；有时又化装成商人或农夫，忽东忽西，过闹市如入无人之境。战友们怕他发生意外，不时为他的冒险行为捏一把汗，而他却悠然一笑地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经过他一段时间的努力，江口地区的革命工作迅速得到发展，并于同年9月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组建一支游击队，由他兼任队长。江口游击队的建立，不仅扩大了党在江口地区的影响，也壮大了莆田的革命武装力量。

10月，莆田县委书记调任津州市委书记后，县委进行了改选，郑珍担任了县委委员兼农民委员会书记。年底，郑珍的母亲不幸因病身亡，噩耗传来，郑珍非常沉痛。他没有忘记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拉扯大，本该好好照顾老人家，可是自己为了革命事业四处奔波，未能尽到做儿子的责任，加上几年来一直遭国民党当局的通缉，不仅有家不能归，而且株连家庭，给家母及妻子增加了不少忧愁和麻烦，想到这些他心中难免愧疚。所以，当党组织批准他回家奔丧后，他便星夜赶回仙游。郑珍考虑到自己是个被通缉的“要犯”，无法公开主持母亲的丧事。于是，他当天半夜潜进舅舅家，请求舅舅出面办理后事。待到第二天下半夜，他才偷偷回家与母亲的遗体告别，并告诉家人不要声张。他安慰妻子说：“丧事已托人料理了，我不便在家久留，你们保重！”隔日天未亮，他又勿勿离开家乡返回莆田，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中。

1930年8月，莆田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将党团组织合并，成立了莆田县总行动委员会，郑珍当选为行委委员。由于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影响，莆田地区的革命工作遭受严重损失。同年10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左”倾错误，各地党、团组织重新分开设立。l1月成立了中共莆属（闽中）特委。莆田外坑红色政权失败后，于1931年2月恢复莆田县委，郑珍又当选为县委委员。

1931年冬，党组织活动经费出现了困难，郑珍便返回家乡筹集经费。他先后卖去了自家农田2.5亩及一部分家具，筹得一笔经费。考虑到母亲病故后妻子在家诸多不便，加上家当几乎变卖光了，他只好将妻子带往莆田。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将妻子安置在莆田城郊地下联络站。由于情况复杂多变，在短短4个月中，联络站先后易地5处。郑珍的妻子理解自己的丈夫，支持郑珍的工作，风风雨雨，毫无怨言。

郑珍由于长年奔波，风里来雨里去，积劳成疾，于1932年冬得了严重的肺病，身体每况愈下。组织上见他身体虚弱，不能继续工作，便动员他返回家乡养病。

郑珍在养病期间，仍然带病坚持工作。当时榜头前溪有个恶棍叫王茂辉，是国民党仙游县政府的捐税员，品行恶劣、心狠手辣。每次征收捐税，王茂辉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有钱要钱，无钱要粮，甚至连妇女们佩带的首饰也不放过。一些农户穷得揭不开锅，榨不出油水，王茂辉收捐时就赖着不走，经常逞凶打人，当地群众对其恨之入骨。郑珍对王茂辉的行为深恶痛绝，决心为民除害。一天上午，郑珍获悉王的行踪之后，携带武器，暗中跟踪，当王行走到溪城官尾村时，郑珍趁其不备，拔出手枪，将王击毙，并指着王的尸体向围观的群众揭露其罪行，群众见状无不拍手称快。

郑珍击毙恶棍王茂辉之后，国民党仙游县政府再次发出通缉令，并派兵围捕郑珍。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郑珍带病离家出走。他拖着病体，一路上东躲西藏，饥寒交迫。由于病体得不到及时治疗，逐渐恶化，他于1934年5月2日病逝于莆田与福清两县交界的一座破庙里，时年仅34岁。

郑珍病故的消息传开后，不少穷苦人为闽中失去一位勇敢的革命战士而深感悲痛。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追认郑珍为革命烈士。革命先驱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革命精神，与江河同在，与日月同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