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基因，是信仰的种子，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制胜的密码；红色精神，是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动力，是教育兴国的“根”与“魂”。 

悠悠蜚山，弦歌绵长。仙游一中走过近一百二十个春秋。悠久的历史，铸就了一中人勇往直前的信念；漫长的历程，涌现了一批为中国人民谋解放、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革命校友。

传承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纪念。结合党史学习教育，特推出10多位仙游一中革命校友事迹，缅怀革命校友、追寻先辈足迹，传承百年一中的厚重文化，凝聚奋进力量，传承红色基因、让红色基因永不变色、代代相传。

人物二：张元豹

张元豹（1916-1942），化名黄石、阿进。仙游县鲤城北宝峰人，少时就读于仙游公立（尚公）中学。1930年参加革命，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2月任县委委员、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书记，同时负责农民运动工作。同年4月因叛徒出卖被捕，脱险后辗转到马来西亚继续参加革命，任马共中央委员、宣传部长等职。负责文化界救亡和新加坡地区工人运动。1942年被捕，死于狱中。

                              摘自《仙游革命史画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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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元 豹

——碧血洒异国  英魂系中华

张元豹烈士，福建省仙游县城关东门外土寨村人，中国共产党员，马来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宣传部长，马来西亚国家抗日战争主要领导人。1942年在新加坡遭日军逮捕，张元豹在狱中坚贞不屈，最终在酷刑折磨下壮烈牺牲。2014年9月1日，张元豹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少年俊秀  志存高远

土寨，座落于古城仙游县东门外双坑桥东北边，是大蜚山九龙岩南麓一片广阔的田畴中的一个青堂瓦舍成群的秀丽村子，南濒蜿蜒东去的木兰溪西有两条常年流淌的发源于大蜚山的小溪，白水萦绕，绿野遍布，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地方。

191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土寨村南村头的瓦屋中传出了一阵清脆宏亮的婴儿声，有力地撕破了黎明前的黑暗，它宣告了一个孩子的诞生。据这孩子的父亲后来对村里人说，婴儿坠地哭闹个不停，接生婆抱在怀里多次安抚均没办法，父亲张庆云见状，便附在婴儿耳边说了句“乖乖别闹，有什么不愉快事你自己将来去解决”，婴儿才止住了哭闹。这事在土寨村流传了下来，而婴儿就是后来大有作为的英雄张元豹。

土寨村自然风光虽然美丽，土地肥沃而富庶，民风淳朴而温和，但是那时正是民国初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仙游也同样是民团纷立“有枪便是草头王”，苛捐杂税、抢杀掠夺，连年不断，仙游史上称之为“民国七”，是最混乱、最黑暗的岁月。张元豹在土寨村的出生，迎接他的不是和煦的晨风，不是绚丽的朝阳，而是隆冬的寒冷，破碎的社会，贫困如洗的家境。

张元豹的父亲张庆云是个老实敦厚的农民，母亲勤于家务和针织。父母终年辛苦劳作，租种土地，克勤克俭地哺育几个孩子。

张元豹很懂事，他目睹了父母亲劳作的艰辛，从幼年开始就感知父母的苦衷。他每天跟着母亲早起，帮助父母料理一些家务事，如烧火、喂鸡、扫地、刷碗一类，勤快而听话，深得父母的垂爱，邻居的赞扬。

到了适合入学的年龄，张元豹看到邻居的小孩入了学，心里十分羡慕，但他知道家境的艰难，不敢向父母提起上学读书的事。他8岁那年，在放羊或拾粪的空隙，溜到附近的学堂教室窗口去偷看，看到伙伴们在老师的讲解下听课的情景，羡慕极了。这一来二往，张元豹想读书的事便在土寨村中传开了。父亲张庆云及同家族的亲人听到这一消息时，便再也按耐不住了，于是大家合计，再穷不能穷孩子，让张元豹入县城南门内圣公会所办的培原小学读书。元豹由放羊娃变身为小学生，深知这一转变来之不易，加上自己生性文静内向的特点，更加刻苦认真地学习，白天课堂上认真听课，当堂完成作业，晚间跟随在母亲缝衣理麻的昏暗小油灯下背诵国文。母亲虽不识字，但常讲些戏文（莆仙戏剧情）中的忠孝仁义故事给元豹听，小元豹纯真无邪的心灵深处，从小就被这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所熏陶。

元豹小学时期品学兼优，在老师的指导下，越级考入仙游县立中学（现在的一中），上了初中他仍然发愤读书，课间休息时，教室内外都是同学在追逐嬉戏，元豹都是立傍观看，没有参加。同伴们都把他看成是文静可亲的小兄弟，称呼他为“阿豹”。阿豹身“静”而心“不静”，一次班级上劳动课时，一些同学趁老师不在场就嬉闹起来，而元豹不动声响地挥锄将操场平整了一大片，受到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赞扬。

元豹有温良恭俭让的一面，更有嫉恶如仇、坚毅挺拔的一面。县立中学在县城的东北隅，它的西校门外就是旧县城的北门外，高高的北城墙下是荆棘丛生的荒地。这些是旧时县衙枪决“犯人”的刑场。上世纪20年代前后，仙游社会十分混乱，在这北城墙下行刑的事经常发生。每当此时，许多同学都会爬上城墙观看，而张元豹总是凝神地立于校内的大榕树下，听行刑者的吆喝声及“犯人”家属凄厉的哭嚎声，对同学说：“被枪决的是穷苦的农民，有什么好围看的！”寥寥一语，看出了少年元豹与同学不同的审视观。

从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后，张元豹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只能择入县立中学附近的中师班读书。此时他身体渐长，坚持边耕边读，每天课余时间都在田里帮助父亲劳作，从不间歇。

1929年，确因家庭贫困，元豹无法继续上学，便到东乡折桂（今坝下）小学执教。折桂当时是仙游革命斗争氛围较为炽热浓厚的地方，张元豹凭着自己的先知嗅觉，就在这年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互济会和反帝国同盟会。1930年，张元豹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受聘于仙游南区的赖店中心小学执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积极地参加中共地下组织，开展的革命斗争。

1930年，张元豹才14岁，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中共革命斗争的伟大征程，开启了他的光荣而绚丽的人生序幕。

牢记使命  勇往直前

俗话说“读书倦时须看剑”，又说“英发之气起于书”，张元豹正是兼有这“书”与“剑”二字因缘的时代精英。他在坝下（折桂）教书之时，正是党领导下的仙游革命斗争烈火燃爆之时。中共东乡支部在前溪小学（帝君庙）中诞生，折桂小学、前溪小学均是中共地下党员陈国柱、潘涛、王于洁活动的据点，东乡农民在党组织的发动下爆发了声势浩大、时间长久的“抗烟苗捐”斗争、张元豹在潘涛、陈国柱、王于洁几位地下党员的培养下，萌发了革命斗争的意志，确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初心大志，他积极地投身于东乡农民抗暴斗争的洪流之中。

1932年，16岁的张元豹在潘涛的介绍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迈上了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道路。1933年夏天张元豹结束了教书生涯，以中共党员的身份离开家人到中共莆田中心县委机关工作，专职从事革命斗争。当时莆田县委正筹备建立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因张元豹年轻有为，便调张到团莆田中心县委工作。1934年3月，张元豹因工作业绩突出被委任为共青团莆田中心县委书记，此外，还兼任莆田县的农运工作。张元豹见革命斗争浪潮方兴未艾，十分高兴，全力以赴投入莆田的革命斗争中去。

但是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充满惊涛骇浪。1934年4月，中共福州中心市委被国民党宪兵围攻破坏，波及其属下的莆田中心县委和仙游县党组织。由于内部叛徒的出卖，莆田、仙游两县党组织均遭严重摧残。张元豹因事先不知消息，结果在莆田县城新郊区延寿村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宪兵逮捕。

面对凶情，张元豹沉着应对，他蔑视这群如狼似虎的反动军警，机警地环视周围的环境、动态。在宪兵押送张元豹回莆田县城途中，他趁围观群众多且杂的时刻，冷不防地撞倒身边的宪兵后迅速逃入人群。宪兵见状而开枪示警，结果引发群众更加混乱，一时人群混杂，宪兵被夹在乱众之中无法自拨，加上宪兵系外地人，不熟悉周边的地理位置，只好放任张元豹逃离。

张元豹这次有惊无险，迅速离开莆田，返回仙游家中。这时仙游的党组织同样遭到敌人的破坏，在一片白色恐怖阴影的笼罩下找不到党组织，因为有的党员分散掩蔽，有的同志转移到异地他乡改姓隐名坚持地下斗争，在这种形势下，张元豹在友人的帮助下，秘密离开仙游赶往厦门，在厦门乘船渡海前往南洋，继续寻找革命斗争的道路。

转战南洋  不忘初心

1934年秋，优秀的共产党员，闽中革命斗争的中坚——张元豹同志，怀着一颗壮志未酬的悲愤之心，无奈之下萧然离开故土，远下南洋。他先到新加坡友人处暂住些时日后（新加坡当时为马来亚国的一个城市），就转到马来亚吡叻州把巴埠。

当时的南洋诸岛国，是华侨的第二故乡。仙游很多人旅居在印度尼西亚、马来亚、婆逻州、菲律宾、泰国等国家，并在当地从事开发矿山、开垦农田、兴办企业以及经商、办学等经济建设活动，成为当地的主要族群。那时国内许多有志之士不满于国民党反动派独裁统治，都去国离乡在异国图发展，而南方各地的革命战士、共产党员为逃避国名党反动派法西斯的追捕惨杀，也都辗转至香港、澳门等地及南洋各国继续开展革命斗争。这异国的战场与国内的革命根据地紧密相联，互为呼应，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局面。那时印尼的泗水、雅加达、爪畦，马来亚的新加坡、诗巫、吉隆坡，菲律宾的吕宋岛、马尾拉等地，都是华侨集中，闽中、闽南革命者群聚的地方。这儿因华侨华人的精心运筹，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海外“圣地”，成为中国革命者战略迂回、资金筹集、持续战斗的场所。众所周知的仙游籍革命前辈如许彧青、蔡明善、黄明、张兆汉等都先后聚集在马来亚，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英勇奋斗。

旅居这些国家的华人，许多是在清末民初因生活所迫而流徙定居的，他们在当地经营了20多年，已经具有一定经济权、话语权。如在诗巫兴化巴的李元梅先生，从事农场、橡胶园生涯，同时开有餐饮店，离店不远的有华侨开办的华兴小学，还有华文书店及华文报纸等，这华兴学校，教室中挂的是孙中山的像，课本是“中国公民课”，这时在学校任教的教师中，就有许彧青（仙游城关人），许彧青与张元豹一样，也是从闽中逃难到这里以教书为掩护的中共党员。张元豹在华侨小学任教，很快地就和同避凶在马来亚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兆汉、许彧青、蔡明善、黄明等人联系，组成一个临时的党小组，他们并没有因为家乡革命受挫折和环境的变迁而放弃共产主义信仰，没有忘记革命的初心，他们虽身处异国他乡，但心系祖国，时刻关注闽中革命工作。1935-1936年间，张元豹在当地华文报纸上经常发表革命文章以《中华晨报》为主阵地，继续宣传革命斗争形势、鞭挞国民党反动独裁政府的腐败与残暴。《中华晨报》的主编是由马来亚共产党中央领导成员兼任，因此，张元豹很快就与马共中央领导相识，并在马共中恢复了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和革命工作。张元豹因势利导，以此为契机、为平台与张兆汉、许彧青等人常聚会在一起，一道讨论，撰写时事评论和具有战斗性文章，创作一些富有革命内容的文化作品，经常在《星洲日报》《南洋时报》和《儿童日报》上发表文章，扩大革命影响。

1937年上半年，中共闽中特委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破坏，王于洁、黄孝敏、余长钺、陈炳奎、潘涛等闽中特委领导被捕，消息传到新加坡，张元豹获悉后非常震惊与悲愤！他一方面在马来亚的舆论媒体上写文章揭露、谴责国民党福建当局同室操戈、残杀共产党员的滔天罪行，另一方面积极组织新马地区的共产党员和同乡会员，为营救闽中特委领导人而发动捐款，想用金钱来打开国民党福建当局的监狱大门，但终因形势变化，营救没有成功。王于洁等5名领导人被残杀的消息传到新马地区，张元豹悲痛欲绝。他痛定思痛，以更顽强的毅力，忘我地投入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的革命斗争。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全面侵略中国，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号召下，进入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也积极投入抗战行列。在马来亚的华侨编写文艺节目，在广场上搭台演出抗日斗争剧。社会上捐款捐寒衣，学校中学生自制纸花，上街卖爱国花，华侨爱国之心令人动容。处在这一新形势下的共产党员张元豹，更勇敢地担当起组织当地华侨及马来亚人进行抗日斗争的重任，他在马共中央的领导下，在星马各地纷纷组织“抗敌后援会”，在政治舆论、文化宣传、经济军事和各种物资上倾力支持祖国抗日，他与爱国侨领袖陈嘉庚取得联系，共同在海外华人、华侨中宣传、发动群众以实际行动支援祖国抗战。张元豹要求在马华侨、华人不分贵贱、不分贫富、不分行业、都从行业，都从自己收入中每月捐献一定数量的资金总汇至国内，这段时期，领导捐献援助祖国抗日战争成为马来亚共产党的中心任务。

在这抗日救亡运动中，张元豹以共产党员所特有的高度责任心，忘我地投入各项工作，一是边教学边撰写宣传文章，二是为主领导吡叻州的抗日救援工作，三是承担马共中央分工给他的工作任务，他为革命夜以继日，通宵达旦地工作，特别是1937年下半年，原在一起工作中的张兆汉、许彧青、蔡明善、黄明等人相继回国参加抗战，张元豹的工作任务就更为繁重。他不得已辞去小学教师的工作，转入专职的革命生涯。1937年下半年开始，张元豹天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串于吡叻州的各埠之间，居无定所，食无定时、三餐不济，拼命地工作。当时马共中央经济十分困难，只能供给他每个月8元叻币的生活费，尽管经济上再困难，张元豹也没有被吓倒。他一如既往，每天天一亮就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许多时候顾不上吃饭，但他从没有在同志们面前露一句话，后来，张元豹应邀兼任《星洲时报》驻吡叻州的特约记者，每月增加了20多元的稿费收入，生活上有了基本保障。后由于工作量增大，没时间撰写稿件，稿酬断绝，生活无着落，他在万般无奈之下才接受马共中央每月10余元叻币的生活补助费。

1938年秋季，中国全面抗日战争正在兴起，为了配合祖国抗日，加大星马地区的抗日救亡工作力量，马共中央定在吡叻州召开抗援代表大会。张元豹当时是吡叻州马共地方组织领导人，承担着会议筹备的繁重任务，经费、人员、会址、后勤、安保等一系列工作都得悉心组织安排，确保会议万无一失，张元豹在组织这次重大会议的过程中，体现出卓越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指挥艺术，受到马共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正因为张元豹的一贯积极努力，成绩显著而被选为马共中央委员兼任宣传部长，按马共中央的分工，张元豹又负责马来亚文化界的救亡工作、兼任新加坡地区工人运动的领导人。

1940年6月，张元豹根据马共中央的指示，着手筹备马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大会，他借用了中岭鲁新住宅区的宿舍作为马共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的会址，结果因偶然时间突发，这个宿舍被英国警探派兵围捕，在当地居民的全力助护下，张元豹得以脱险。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了太平洋战争，将侵略的魔爪伸进了马来亚，星洲面临被侵略而沦陷的危险，马共中央当即领导人民群众奋发起来抗击日寇侵略，决定将已暴露的同志转移到马来亚内地，组建武装队伍，抗击日军。这时张元豹积极要求去内地搞武装斗争，但因他积劳成疾，肺病日益严重，组织上考虑他的健康情况，决定将其留在星洲工作，生病中的元豹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安排。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及星洲），疯狂屠杀星洲共产党员、抗日骨干和无辜群众，四处寻捕马共党员。面对凶境，张元豹临危不惧，仍然忙于组织抗日工作，他预感到形势的危险，提前嘱咐家中的妻子，万一自己遇到不测，则去找同乡傅杨修，请他安排她们母子脱险。

险恶的形势正如张元豹同志预料的那样，日本侵略军加紧追杀抗日人士，他则利用多种手段搜捕革命党人。张元豹身为星洲地区的领导人，身份早已暴露，他组织性极强，因未接到马共中央的指示，就不离岗而去，坚守自己的阵地。一天，张元豹正在新加坡世界书局看书，突然发现有特务盯哨，正考虑如何甩掉“尾巴”，一群日本军警突然围剿而来，将张逮捕。这书局人员因与元豹熟悉，即将这个不幸的消息转告元豹妻子，其妻子在傅杨修的协助下脱离了险境，凄凄惶惶地混入逃难队伍，此后杳无音讯，不知流落至何方。

因叛徒出卖，日寇占领军得知了张元豹的身份，对他的诱降与迫害变本加厉。元豹被关进新加坡四排坡大监狱后，即遭日军的严刑拷打，但他视死如归，临危不惧，他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表现了一名共产党员特有的大无畏精神。张元豹几经折磨，加上监狱环境恶劣，肺病复发，又得不到治疗，身体日益虚弱，又因狱饭低劣，三餐不济，张元豹的病情迅速恶化。

张元豹在暗无天日的新加坡日寇监狱里遭受严重煎熬，他面对酷刑、重病、饥饿三重恶魔的侵害，革命意志丝毫无损，反而越显弥坚，他表现出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在痛斥敌人的滔天罪行、揭露其卑鄙无耻迫害革命者的行径的同时，慷慨激昂地宣传了共产主义信仰，宣传了马共中央的抗日斗争方略，引发了敌人的恐慌，1942年底，一代抗日英雄张元豹壮烈牺牲于新加坡日军监狱之中，被埋葬在四排坡后面的万人穴中。“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张元豹在临牺牲之前，仍不忘革命初心，他当时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安危，家中妻子儿女的处境，而是革命斗争使命。他千方百计通过同情革命的华人狱卒，寄信通知未被捕的党员同志，要求他们注意安全隐蔽，提高警惕、剔除叛徒，保存革命力量，蓄机再起，奸灭日寇。

英烈花红  代代盛开

张元豹烈士的一生，是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英勇奋斗、坚贞不屈的一生，他牺牲于第二故乡新加坡，那儿也是华侨、华人聚居的世界，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新加坡（当时仍属马来亚）也于1945年秋光复。人们开始寻找张元豹烈士葬墓，他的大妹及同乡傅杨修等人特地奔赴新加坡四排坡寻找张元豹的踪迹，但那万人穴上，荒草连天，白骨成堆，寻找烈士的遗骸，真是不易。1947年，张元豹的好友，仙游老画家张霞和老战友、闽中地下党员张兆汉先后寻访新加坡，寻找张元豹的遗迹。他们查了马共中央编印的烈士史略，仅写有：“黄石号伯羔福建人”。张霞说：“自己自幼就和张元豹在一起，黄石就是张元豹用过的名字，伯羔是我们俩在县城南门内圣公会小学念书时，宋校长替他起的学名”。张兆汉证实，黄石是他参加地下党时的化名。

张霞先生于1984年写的《仙游旅马华侨与革命活动》回忆录中记载了上述这件事，这弥足珍贵的回忆解开了张元豹烈士的化名、学名之谜，使烈士英名得以水落石出，重见天日。后来，新加坡马共中央办事处提供的油印小册子上也写明：“黄石同志，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号伯羔，福建人，1942年叛徒出卖，坚贞不屈，病狱中”。

烈士没有留下直系后代，但家中的老父亲、母亲当时均还在，还有一个弟弟张元彪，八十年代初，父母及弟弟先后去世，土寨家族就由张元豹的亲弟张元彪的儿子张永慧和张永苍传承。

张元豹在土寨老家长大、生活、革命，这幢老房子也是革命基点之一。老房子四通八达，其中一间房子是个套间，暗门前摆着一张床当掩护。张永苍记得他父亲张庆云说过，当时地下党许多决定就是在这个房间中作出的。1985年来仙游作落实地下党政策试点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明同志还特地寻访了土寨村张元豹的这幢老房子，指着这间房子也是这么说的。

原来老房子里还保留着许多张元豹遗留下来的文物，有信件、资料、照片、日记、一把已经生锈的枪，遗憾的是，这些文物因几次搬家，已经丢失了，仅留下3张照片。

张永苍今年60岁，他清楚地记着伯伯元豹常从马来亚寄信回家，许多信件自己都看过，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伯伯写回的最后一封家书，大意是：

伯伯向“阿大”（元豹对父亲的称呼）坦白自己参加共产党，从事地下革命。信中写道：“如今社会压迫重重，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唯有这一代青年参加革命才能反抗压迫”。他在信中还解释道，“我并非没有能力赚钱，只是革命需要经费，自己能留给父亲的唯有光荣”。最后，元豹还写道：“新中国家家户户将有灯火…，元彪弟弟一定要好好读书，待新中国成立后，我要回家园教世界语（英语）”。

元豹自身陷于囹圄，非但没有顾及个人生命安危，反而革命信念如初坚固；身在异国他乡，仍心念祖国的革命事业，眼前虽然黑暗，却憧憬新中国美好的未来，这就是一代革命英烈的伟大精神，高风亮节！

在八零年代初，随着神州大地春回气暖，仙游地下党革命斗争史迎来正本返原良机，许多曾经与张元豹同志共同作战过的老革命前辈先后到城关公社宝峰大队土寨自然村寻访烈士故居。此时已几十年过去，土寨旧貌换新颜，迎接、接待这一批老前辈的是元豹烈士亲侄儿张永慧先生和张永苍先生。

张元苍先生继承祖业，扎根家乡耕读传家。他对伯伯热爱无比，几十年中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伯伯的遗物，收集有关伯伯的革命资料，永远铭记伯伯的革命精神，永远传承伯伯遗留下来的红色基因。

2014年9月，北京传来佳讯，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民政部发出公告，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张元豹烈士的英名荣列其中，这是党和国家给予张元豹烈士的最高荣誉，体现了党和国家、人民对烈士的莫大关怀。消息传来，张永慧、张永苍全家欣喜若狂，烈士故居迎来了一批又一批各有关部门的领导、老前辈及其子女、亲朋好友和新闻媒体记者等各方客人，大家寻烈士事迹，忆革命斗争史，表达了代代永续革命遗志，共筑美丽中国梦的决心和意志。